“两高一部”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

2025-08-0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依法惩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及相关犯罪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王鲁，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张建忠，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郑翔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发布了《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

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现将《意见》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意见》的制定背景

近年来，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犯罪高发多发，围绕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产生了一系列黑灰产业，衍生出大量上下游关联犯罪，严重危害网络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宁。党中央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关联犯罪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打击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应对新型信息网络犯罪的发展变化，2015年刑法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相继出台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电诈意见（二）》）、《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帮信解释》）等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2020年10月“断卡”行动开展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相关业务部门还联合下发了会议纪要。其中，《帮信解释》《电诈意见（二）》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就涉“两卡”（电话卡、银行卡）帮信罪的“主观明知”认定、“情节严重”标准、刑事政策把握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对统一思想认识和法律适用起到了重要作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开展侦查、起诉、审判等工作，电信网络诈骗、帮信等犯罪活动持续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从去年以来，人民法院审结的帮信犯罪案件数量有较大幅度下降，帮信犯罪形势有了进一步好转。但是，也要看到，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信息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不断升级，对帮信犯罪的打击治理难度日益增大，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执法办案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涉“两卡”犯罪案件数量仍处高位。随着“断卡”行动的深入开展，涉“两卡”的帮信犯罪案件快速增长，占全部帮信犯罪案件的80%左右。2020年以来，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帮信犯罪案件逐年增长，2023年超过10万件，随着打击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2024年全年和今年上半年帮信犯罪案件数量虽同比有了大幅度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同时，涉“两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以下简称“掩隐”）犯罪案件同期也大幅度增长，去年以来虽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位的总体态势尚未根本改观。

二是帮信犯罪职业化、跨境化特征明显。当前，“一对多”“多对多”的帮信行为成为重要形态，专门提供非法软件、“解封”服务等“技术支持”行为，成为信息网络犯罪产业链中独立的上下游犯罪形式，涉“两卡”帮信犯罪已经形成了“卡农—卡商—卡头”的组织模式，出现职业开卡人、职业养卡人等不法群体。同时，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转向跨境实施，为其“输血供粮”和提供“技术助攻”的帮信行为增多，亟需有力打击。

三是涉案人员呈现低龄化等特点。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帮信犯罪的被告人呈现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的“三低一高”特点，3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超过80%，2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三分之一。特别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群体涉案问题突出，一些电诈、洗钱犯罪团伙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涉世不深、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蛊惑、引诱其出售、出租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甚至将部分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发展成为“卡头”，社会危害严重。

四是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不够统一。帮信罪作为新型信息网络犯罪，犯罪手法多，花样翻新快，法律适用争议大，而现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相对滞后，难以有效应对司法实践的新变化新要求。近年来出台的《帮信解释》《电诈意见二》和相关会议纪要均涉及帮信罪的认定规则，但由于效力层级不一，条款内容分散，司法实践中存在规则适用不当、裁判尺度不一、政策把握不准等现象，亟需统一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标准。

为依法打击帮信犯罪，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上下游链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立足执法司法实践情况，开展专项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反复研究论证，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联合制定了《意见》，对帮信等犯罪的司法适用，提出更为明确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政策指引规则。

二、《意见》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意见》共五部分，十六条。就办理帮信犯罪及其关联犯罪的总体要求、依法认定帮信犯罪、准确把握刑事政策、坚持综合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规定。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下：

（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难题

在梳理帮信犯罪既有立法、司法规定以及充分调研基础上，就实践争议大、认定难的问题，提出明确的适用规则。《意见》根据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发展需要，调整和整合了《帮信解释》《电诈意见（二）》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帮信罪的主观明知认定规则，涉“两卡”帮信罪的“情节严重”认定标准，以及帮信罪与掩隐罪、诈骗罪等关联犯罪共犯的区分规则，有效解决了法律适用和司法认定不统一的问题。

（二）坚持综合认定，避免客观归罪

《意见》明确规定，应在全面准确把握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否“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帮助，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构成要件基础上，综合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帮信罪，并突出强调在涉“两卡”帮信犯罪案件中，应先行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金额等，是否达到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相关信息网络犯罪的入罪标准，防止仅依据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情节严重”一项情形，即一概认定构成帮信罪，切实避免客观归罪。

（三）坚持严格标准，注重有效惩治

为更好适应涉“两卡”犯罪的形势变化，《意见》对《电诈意见（二）》和相关会议纪要规定的涉“两卡”犯罪“情节严重”认定标准进行了整合调整，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将原规定的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的“情节严重”标准，明确为出售、出租本人三个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的“情节严重”标准。同时，针对当前涉电话卡违法犯罪活动高发的新情况，还将原规定的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电话卡20张以上属于“情节严重”情形，调整为不再区分他人、本人，只要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20张以上，即认定属于“情节严重”情形，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

（四）坚持宽严相济，突出打击重点

根据当前帮信犯罪日益职业化、组织化、隐蔽化、智能化趋势，《意见》规定，办案机关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于组织性、职业性和跨境协同实施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以及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骨干成员等，依法从严惩处；对于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以及处于犯罪链条末端、情节较轻的人员，依法从宽处理，并分别对从严、从宽的具体情形予以明确，便于办案人员准确理解适用。

（五）坚持系统治理，强化行刑衔接

《意见》规定，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结合，办案机关要坚持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化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充分发挥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和公安机关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作用，加强与金融、电信、网信、教育行政、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协作，共同推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的综合治理。同时，《意见》就做好行刑衔接、落实职业禁止和禁止令、制发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问题，细化了具体规则和落实措施。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打好“组合拳”，做实帮信犯罪的综合治理。

法发〔2025〕12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

为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1.严格依法办理案件。办案机关要贯彻证据裁判原则，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依法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保证罪责刑相适应，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和人民安宁。

2.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办案机关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于组织性、职业性和跨境协同实施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以及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骨干成员等，依法从严惩处。对于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以及处于犯罪链条末端、情节较轻的人员，依法从宽处理。

3.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结合。办案机关要坚持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化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充分发挥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和公安机关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作用，加强与金融、电信、网信、教育行政、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协作，共同推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的综合治理。

二、依法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

4.全面把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客观方面。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5号）等规定，准确把握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否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帮助、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等，予以综合认定。

5.准确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明知”。认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应当根据行为人提供帮助的时间、方式、次数、工具、相关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行为人是否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以及非法获利等情况，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职业身份、既往经历、与被帮助对象的关系及其供述和辩解等综合认定。对信息网络犯罪行为类型认识有误的，不影响“明知”的认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七项规定的“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1）非法提供电话卡批量插入设备，非法提供具有改变主叫号码、虚拟拨号、互联网电话违规接入公用电信网络等功能的设备、软件，非法提供批量账号、网络地址自动切换系统、批量接收提供短信验证、语音验证的平台的；

（2）因涉诈等异常情形被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采取限制、暂停服务等措施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3）事先准备应对调查的话术口径的。

6.准确把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情节严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1）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三个以上，且账户流入资金三十万元以上的；

（2）收购、出售、出租非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或者单位银行账户、单位支付账户，且账户流入资金三十万元以上的；

（3）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物联网卡二十张以上的。

以上述情形认定行为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先行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金额等是否达到相关犯罪认定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是指因被帮助的对象众多等原因，难以逐一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

7.准确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办案机关应当综合考察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内容和程度、提供帮助的类型和方式，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准确区分涉“两卡”案件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准确定罪量刑，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8.准确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关联犯罪共犯。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等犯罪收购或者组织、招募、介绍人员提供银行账户、支付账户、电话卡、物联网卡、互联网账号等，事先通谋或者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的，按照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共同犯罪处罚。

三、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9.依法严惩组织性、职业性和跨境协同行为。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从严惩处：

（1）组织或者长期从事收购、贩卖他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单位银行账户、单位支付账户、电话卡、物联网卡、互联网账号等非法活动的；

（2）组织、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实施犯罪的；

（3）电信、金融、互联网等行业从业人员利用职业或者提供服务便利实施犯罪的；

（4）跨境非法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的；

（5）提供专门或者主要用于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技术、软件、设备的；

（6）利用“深度合成”等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犯罪的；

（7）二年内曾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8）五年内曾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行为被判决有罪或者作相对不起诉的。

10.依法把握从宽处罚情形。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罚：

（1）被诱骗实施犯罪的；

（2）参与时间较短、获利较少的；

（3）认罪认罚的；

（4）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查相关信息网络犯罪，起到重要作用的。

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11.准确把握对未成年人等群体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依法从宽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依法不作为犯罪处理；具有本意见第10条规定情形之一，犯罪情节轻微的，一般应当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具有第9条规定的依法从严惩处情形的除外。

在校学生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可以参照前款规定，酌情从宽处罚。

四、坚持综合治理

12.依法做好行刑衔接。办案机关在办理涉“两卡”案件时，应当全面查明案件事实，根据收购、出售、出租银行账户、支付账户、电话卡等的性质、资金流入、转移情况、违法所得情况，以及行为人地位作用、主观恶性等，综合判断行为人责任轻重和刑事追究的必要性，确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实施本意见规定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或者被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处理。

13.依法落实职业禁止、禁止令。利用职业便利或者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法对行为人宣告职业禁止；对于严重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应当依法对行为人宣告职业禁止。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行为人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被判处刑罚并宣告缓刑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依法对行为人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电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对违反人民法院作出的职业禁止、禁止令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14.推动落实司法建议、检察建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有关监管部门、行业组织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的，应当及时制发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落实监督。

15.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办案机关应当通过以案释法、普法宣传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反信息网络违法犯罪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社会环境。

办案机关应当注重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沟通协作，协同做好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重点群体的教育管理和法治宣传教育。

五、附则

1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前的相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25-08-04

“两高一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帮信意见》答记者问

2025-08-0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依法惩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及相关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王鲁，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张建忠，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郑翔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

问：能否请公安机关介绍一下近年来打击治理“两卡”违法犯罪有关工作的情况？

答：从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看，电话卡、银行卡滥用依旧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持续高发的重要根源之一。公安部高度重视打击治理“两卡”违法犯罪，连续多年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断卡”行动，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两卡”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以来，公安部刑侦局共下发“断卡”线索78万条，查处“两卡”违法犯罪嫌疑人23万人，打掉非法开卡团伙5500余个，缴获非法“两卡”17万余张，抓获银行、运营商“内鬼”23名。在加强打击的同时，公安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持续推进联合惩戒措施，有效挤压犯罪空间。

尽管如此，当前打击治理“两卡”违法犯罪工作还面临很多挑战，比如：“两卡”实名不实人的情况依然突出，一些电诈犯罪团伙大量收购他人实名电话卡、银行卡，甚至组织、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老年人等群体实施犯罪。针对此类情况，《意见》专门做出规定，列出了8种依法从严惩处的情形，为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组织性、职业性、跨境协同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提供了有力法律武器。

实践中，公安机关的办案单位要按照《意见》规定，准确区分帮信罪和诈骗罪共犯，对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他人提供帮助，事先通谋或者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的，要以诈骗罪共犯论处，决不能一“帮”了之；要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群体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依法从宽处罚；但要组织专门力量加强审查深挖，彻查幕后组织者、指使者，依法从严惩处，决不能一“放”了之。

下一步，公安部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压态势，全力斩断非法开办贩卖“两卡”灰色产业链，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多发高发态势。公安机关也借此机会再次提醒广大群众，切莫贪图小利出租、出售、出借本人银行卡、电话卡，避免沦为电诈犯罪分子的帮凶。

问：当前一些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涉嫌帮信犯罪，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请问新出台的《意见》对此有何应对和规定？

答：随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持续开展，犯罪团伙为了逃避打击，往往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涉世不深、社会经验不足、自我保护能力不强的弱点，诱导他们出租出售电话卡、银行卡、支付码或者参与“跑分”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甚至把他们发展成为“卡头”，成为电诈等犯罪活动的“帮凶”。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意见》提出对涉案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依法从宽处罚的总体要求，设立“准确把握对未成年人等群体刑事政策”条款，规定对涉案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犯罪情节轻微的，一般应当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依法不作为犯罪处理，并规定对在校学生参照上述规定酌情从宽处罚。同时，《意见》还规定办案机关应当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协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做好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的教育管理和法治宣传教育。这些规定为依法处理涉帮信等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案件提供了法律和政策的支撑。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不予刑事定罪处罚的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绝不是，也不能“一放了之，不管不顾”，“不刑”不是“不管”，免刑并非免责！要按照《意见》相关规定，做好行刑衔接工作。此外，还要注重深挖彻查组织、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群体实施犯罪的人员，依照《意见》相关规定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问：近些年，检察机关在打击治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答：近年来，电诈等网络犯罪高发多发，网络黑灰产推波助澜，如非法提供互联网技术助力实施网络攻击、勒索诈骗、窃取信息或者提供转移财产等帮助，造成人民群众巨额财产损失，社会危害极大。打击治理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的关联犯罪活动，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检察机关深入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等“四大检察”职能，坚持依法严惩与推进治理相结合，协同净化网络空间，积极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一是坚持全链条打击，有效摧毁犯罪网络和犯罪组织架构。对于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的行为，坚持全链条打击、坚持依法严惩不放松。如，为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上游犯罪提供帮助、社会危害性大、情节严重的，检察机关用足用好刑事手段，依法准确认定帮信罪、掩隐罪等犯罪，加大刑事追诉力度，精准打击涉网络犯罪技术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切断对上游犯罪的技术支持、资金通道和通讯链条，瓦解电诈等犯罪的生存根基。

二是坚持宽严相济，确保刑罚教育惩戒功效最大化。司法办案中，检察机关综合考虑行为人主体身份、主观恶性、事后表现、行为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等因素，依法对案件作出准确处理，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区分犯罪情节，对组织性、职业性、跨境协同实施的帮信犯罪依法从严惩处，对犯罪情节较轻、实施时间较短的帮信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区分犯罪人员，对犯罪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成员依法从严惩处，对一般参与人员、被诱骗实施犯罪的人员，特别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依法从宽惩处。区分犯罪后表现，将开展认罪认罚从宽与追赃挽损工作相结合，对积极退赃退赔的人员、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查相关犯罪的人员，依法从宽惩处。通过在办案中彰显刑罚强有力震慑和教育挽救功能，实现刑罚治理效果最大化。

三是坚持协同治理，从根本上预防帮信犯罪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害。最高检系统谋划加强“四大检察”协同履职，制定并印发《关于依法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强化协同履职促进网络治理的工作方案》，构建接力治理、梯次治理工作模式，提升网络检察履职效能。检察机关加强行刑反向衔接，对犯罪情节轻微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法移送作出行政处罚。准确适用刑事诉讼法相关特别程序，对涉嫌帮信等犯罪的未成年人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同步开展精准帮教，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围绕银行卡、手机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等，积极稳妥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立足检察办案，聚焦案件背后反映的社会治理漏洞和短板，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协同相关部门加强治理。通过开发、推广监督成效显著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充分释放检察数据价值，促进实现“个案办理—类案监督—促进治理”数字检察工作路径，从源头上减少帮信、掩隐类违法犯罪类案反复发生。

四是坚持“因材施教”，确保法治宣传取得实效。最高检发布多起帮信、掩隐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公开类案分析报告，开展集中宣传。各地针对“两卡”案件高发人群、电信等特定行业人员，精准普法宣讲，检察宣传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针对未成年人、在校生，深入开展“反诈进校园”活动，针对老年人，着力开展“反诈进社区、进养老机构”活动，通过以案释法、法治宣讲等形式，提高以案释法，提高其网络安全意识，增强对网络犯罪的防范能力，会同学校、社区等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检察机关将以本《意见》印发为契机，进一步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坚持“惩、防、治”一体推进，依法打击治理帮信等犯罪，与社会各界一道，积极推进网络治理，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问：当前帮信罪案件仍在高位运行，请问人民法院下一步如何推进帮信罪的有效治理？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如何避免成为电诈等犯罪分子的“工具人”？

答：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结合，注重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把依法打击帮信犯罪作为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链条、清除犯罪土壤的重要举措。“部门协作拧合力，齐抓共管见真章”，人民法院将继续会同公安、检察机关扎实做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把“抓前端、治未病”理念落到实处,在依法审理好案件的同时，积极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金融、电信、互联网等企业和有关监管部门、行业组织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的，及时制发司法建议书，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落实监督，提前“亮红灯”，织牢“拦截网”，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变事后打击为主为“打防管控”并重，共同推动帮信犯罪的综合治理。

我们在办案中发现，当前不少涉帮信等犯罪的人员往往是因法律意识淡薄、贪图小利、心存侥幸而沦为他人犯罪的“工具人”，说明对帮信犯罪的有效治理还需要更加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教育。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和手段，结合帮信罪的特点开展更具针对性、特色性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公开庭审、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以案释法，警示大家知法于心、守法于行，莫因糊涂贪小利，帮人、帮忙、别“帮信”。在这里也提醒公众，“证卡出手，风险难料”，身份证、电话卡、银行卡、互联网账号等与我们的个人信息密切相关，不能出租、出售，也不能出借，更不能参与“刷单”“跑分”，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就会成为他人犯罪的“帮凶”，害人害己，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