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判词与案例故事，不仅是古代司法官明察秋毫、定分止争的生动写照，更是情法相协、德法共彰的智慧结晶。在海纳百川、律典煌煌的唐代，就有诸多如柳浑秉公执奏、依法谏言的案例，生动诠释了“原情定罪”“罪疑惟轻”“慎刑恤狱”“崇法尚德”等传统与实践。

柳浑（714年－789年），原名柳载，襄州（今湖北襄阳市）人。唐天宝元年（742年）进士及第，贞元三年（787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旧唐书·柳浑传》记载，柳浑为相时，有玉工为唐德宗制作玉带，不慎损坏玉带上的一个玉饰。玉工不敢奏报，遂自购玉石雕刻替代。后德宗发觉此玉饰异于他处，严词责问。玉工不敢隐瞒，据实陈情，俯首认罪。德宗怒其欺罔，下诏中书省将玉工处死。面对德宗盛怒下的处死之令，柳浑进谏道：“陛下盛怒之下立杀之即可，现既交付法司议罪，则须依法审判。且值春季，恳请允臣详奏再定其罪。按律，误损御用器物，当处杖刑。”德宗最终纳谏，玉工乃得免死。柳浑在玉工误损玉带案中秉公执奏，依法谏言，不仅是唐代法律实践的缩影，更是中华法系“依法断罪”“罪刑法定”传统的生动诠释。

透过案件看历史，把握唐代律法的内容特点。唐代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形成了《唐律疏议》这一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不仅为宋元明清立法所本，也深刻影响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法制进程。

唐代立法体系中“律令格式”的系统性。唐代立法体系主要有“律、令、格、式”四种形式。《唐六典》中定义：“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即“律”用以惩罚违法行为，“令”规范制度建设，“格”将诏令汇编为法式，“式”明确具体办事章程。四者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在配合补充中形成唐代立法的立体架构。同时，唐代立法创新设立“疏议”制度，用以阐释立法思想或者解释补充律文。比如，《唐律疏议·名例律》前言疏议中就有“刑罚不可弛于国”等原则性阐释，这种立法模式与当代“总则+分则”“法条+司法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代司法程序中“三司推事”的审慎性。唐代司法机关包括地方司法机关和中央司法机关，地方司法权力集中于地方行政长官；中央司法机关设最高审判机构，包括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等。依据唐律规定，重大特殊案件由三大司法机关会审，称为“三司推事”。死刑案件行刑前，根据层级不同还需经过“三复奏”“五复奏”，待批复后三日才可行刑。这一制度设置有效提升了相关案件办理的客观性、公正性。

唐代法律文化中“礼法并用”的传承性。从西周以来，中华法系经历了重礼轻法、重法轻礼、礼法结合等阶段。唐代在总结完善前代礼法结合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礼法并用的国家治理体系，并为后世所沿袭。《唐律疏议》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将礼法分述为德礼与刑罚，与政治、教化挂钩，以“昏晓”与“阳秋”相喻，一者为本、一者为用，互相依存。柳浑能够成功谏言，除了得益于其政治智慧外，也要归功于唐代礼法并用的法治理念和明德慎罚的治世思维。

透过细节看实体，领会柳浑执奏蕴含的法治精神。柳浑执奏的案情虽然简单，但察其细节，仍能感受到蕴含其中的法治精神。

从“诏令”到“详谳”，领会唐律的权力制约。中国古代，君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凌驾于法律，但唐代大臣以法之名制约君权的案例并不鲜见。比如，贞观元年的“戴胄犯颜执法”，时任大理寺卿的戴胄在维护李世民威信和法律权威之间，以“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力谏，获李世民“卿能执法，朕复何忧”之嘉许。在“柳浑执奏”中，柳浑先以“陛下若便杀则已”表明对皇权的遵从，又强调“若委有司，须详谳乃可”。此举的核心在于区分君主个人意志与法定程序：诏令直接处决属特权；移交司法机构，则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充分体现了对司法独立性的早期维护，避免皇权过度干预具体案件。

从“上命决死”到“杖刑八十”，透析唐律的罪刑法定。唐代“律令格式”体系中，“律”为刑法核心，强调“一断于律”。《旧唐书·刑法志》记载，“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与现代的罪刑法定原则中“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一脉同源。柳浑援引《唐律疏议·职制》“乘舆服御物修整不如法者，杖八十”的规定，认为玉工行为属于“误伤乘舆器服”，依法应处以杖刑，而非死刑，最终帮助玉工免遭冤杀。

从“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感受唐律的天人感应、人文关怀。周代就有“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之规，《左传》也记载了“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秦代四时行刑，无停刑之制。汉代规定“季秋、三冬之利日行刑”。到了唐代，则以律法形式对前代的“慎刑期”详加规定。《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从立春后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对违反者要加以处罚，“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秋冬行刑制度是中华法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因为秋分后“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申严百刑”。柳浑以此为由主张减刑，体现了统治者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天理的尊重，展示了唐代司法明德慎罚、礼法合治、宽严相济的特点和人文关怀。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检察院）